谁为冒名上大学悲剧买单

“我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用我的身份证号，上了我考上的大学，一直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同一个省份生活着。”

今年33岁的王娜娜生于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新西行政村。2002年高考失利后又继续复读了一年，2003年高考后因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以为自己落榜便外出打工，而后结婚生子。

2015年，王娜娜发现自己当年并非落榜，而是考上了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却被人顶替上了大学。

冒名顶替上大学非个案

“这对我影响太大了，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王娜娜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英语老师，但目前就职于洛阳一家广告公司，然而顶替她念了大学、改变了她人生轨迹的人现在却是一名教师。

2015年10月起，王娜娜和母亲踏上了找寻“王娜娜”的道路。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王娜娜”，然而顶替者在电话中的态度却是“你这样折腾有啥用？”“你就算当年上了那个学校，也不一定当得上老师”……而后，对方换了手机号码。

随后王娜娜一直与顶替者的父亲联系，她从顶替者父亲处得知，当初是他们拿了5000元从中介那里买的指标，并且表示只要不再追究，愿意赔偿8万元“私了”。

据悉，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一事已被证实，假“王娜娜”的学历信息已经被注销。

王娜娜的遭遇不是个例。近些年，有关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

2010年5月18日，海南大学大四学生林琳发现自己2009年“被毕业”于武汉工业学院。

情况很快被查明，这可能系一起有组织的倒卖高考录取指标案。同年6月9日，湖北大学教务处处长和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处长，因未对相关信息进行严格审核而遭到停职处分。

在此之前，2009年“罗彩霞”案也曾被社会广泛关注。时间回溯到2004年9月，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从女儿王佳俊班主任处获取同班同学罗彩霞的高考信息，并伪造了其户口迁移证等重要证件。凭借完整的伪造材料，王佳俊通过层层关卡，顺利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并以“罗彩霞”的身份取得了该校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

而当初选择复读一年的罗彩霞，却因为身份信息被盗用而面临着无法毕业和就业的双重困境。最终，“罗彩霞事件”的结果是：顶替者王佳俊离家出走，她的学籍、党籍、户籍被注销，工作被开除，父亲入狱。

“罗彩霞事件”的风波还未平息，接二连三曝光的类似事件却让人们意识到，“罗彩霞案”并非孤例。

北京学生邹志静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被盗用10年，中学班主任的表妹冒用其名上了中专；湖北省学生王俊亮的录取通知书被高二学生郑某获得，郑某在未经高考的情况下进入长江大学就读；河南省高二学生庞跃华冒名顶替张志刚进入河南省开封市广播电视大学，10年后升至副科级……

在这些冒名顶替案件中，受害人的遭遇极为相似：身份证件被冒名、录取通知书被挪用、相关证件无法办理、毕业和就业面临尴尬……

多道监管成了虚掩的门

媒体评论道，顶替者要完成冒名上大学的过程，要经过学校、教育局、公安局及招考部门、录取学校等多道程序层层把关。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多道监管成了一推就开的虚掩大门，没有阻止冒名上大学的脚步。

武汉某高校教师张先生(化姓)透露，他有几个朋友曾操作过冒名顶替考生读大学的事，据说只要花1万元，招生贩子就能“买”到通知书。

他说：“尤其是分数非常接近二本院校、三本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学生，他们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就读，这就给了招生中介很大的机会。”中介会联系学校招办工作人员，将这些未报到考生的信息卖给低分考生，让他们顶替上学。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留喜认为，仅凭顶替者父亲一人之力很难打通所有的冒名顶替环节，顶替者只是“买方”，“卖方”是谁，这是调查组需要重点搞清楚的，如果涉及学校、教育部门，甚至公安部门，都必须严厉追责。

在当年“罗彩霞案”发生后，有专家认为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和教育体制的缺陷和漏洞导致了类似案件的频频发生。但也有法学专家指出，案件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已经较为完备，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法规的执行缺乏有力地监督，甚至有执法者知法犯法。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如果对方在冒名顶替过程中存在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或印章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与此同时，在高考招生管理中，法律对非法泄露个人信息的惩处也都有明确规定。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金强表示，行为人利用权力、金钱等，打通作假的所有环节，是“冒名顶替上大学”屡获成功的重要原因。

分析冒名顶替入学现象屡屡发生的原因，不少人认为除了金钱和权力的驱使，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较低。

为此，有专家建议，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并鼓励检举滥用、歪曲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控制权的行为。这一机制在直接接触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之外又设置了第二道“防护栏”，可以对执法者进行有效监督。

谁该为此买单

冒名上大学的悲剧又一次重演，而被冒名者却有可能因为别人的过失而命运改写，那么究竟谁“导演”了这场“冒名上大学”的悲剧？而谁又该为这如此荒诞的“剧本”买单？

第一大“导演”是冒名者及其家长。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冒名者选择了从中介处花钱买大学的“指标”；由于私心，冒名者自愿“改头换面”，欺骗着所有的老师、同学，也欺骗着自己的良心。

第二大“导演”是制度。单凭冒名者及其亲属恐怕难以买到“大学”的指标，这背后反映出招生制度的漏洞，从而衍生出一条鲜为人知的利益链条。

第三大“导演”是相关工作人员。教育部门、学校工作人员责任心的缺失，当面对漏洞、疑惑时，他们可能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把各种可能暴露问题的环节一一放过，最终让本该可以避免的悲剧上演。

叶金强指出：“在民事司法上，法官应充分考虑受害人被侵害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在精神损害赔偿上，对于那些严重损及他人职业选择、人生安排的案件，可以判付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除了经济上的赔偿，被害人受教育权的恢复也非常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建议：“对个人的救济，教育部可以考虑特设高考补录制度。依据法院的判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威结论，在提交许可(如年龄)的情况下责令有关高校补录受害的学生。”

如果发现“冒名顶替”现象后该如何处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工作人员解答道，如果学生发现同名同姓同身份证号的情况，可以将身份证扫描件、学信网用户名及密码发送到客服邮箱。学信网会暂时屏蔽相同的信息，并把有关情况反映给教育部及招生办。同时，学信网会联系相关的两所学校，查询结束后，会在网上注销“冒名顶替”者的学籍和学历证书。领取毕业证书、撤销冒名者毕业证书等具体事宜，则需要教育部和学校共同完成。“这个过程很快。”该工作人员称。(见习记者 管依萌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新闻周刊》《羊城晚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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