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蛋器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煮蛋器厂家
热门搜索:
技术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技术资讯

在世界各处见证中国经济腾飞

发布时间:2021-01-25 15:20:49 阅读: 来源:煮蛋器厂家

在世界各处见证中国经济腾飞

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已有二十余年。起于芬兰经济研究所,辗转于欧洲央行 ,考察过非洲,后来回归祖国,一直专注观察巨变中的中国经济。印象最深的一点便是:十几年前,我们的美好愿景是,中国只要能稳定增长十年,就真的不得了;十几年后再看,的确惊喜连连,很多成就自己都始料未及。

然而到今天,中国经济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许多矛盾集中在一起,什么决定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稳定增长?这是个让我无法停止思考的问题,也或许是你的疑惑。中国的独特潜力,来自其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提升,来自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决心,来自城镇化和户籍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来自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应运而生的金融服务业,也来自与各国互动中积累出的宏观视野。改革,将会是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重要话题。

尽管多年来,我有很多时间身处国外,但目光从未离开过中国经济。从海外向国内远眺审视,再身处国内近距离观察,每一次转换都给我带来新的角度。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也算是对中国经济这20年来发展的回顾,让人感慨颇多。

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作为一个非常重视中国、又兼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国家,是我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习后继续深造的首选。作为那时并不常见的中国留学生,我毕业后,进入芬兰经济研究所,做中国经济研究,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这为我之后的职业划定了一条路线,专情于钻研中国经济。

我在芬兰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之一便是在芬兰总理访华前给他们培训,向议员、议长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尚无今日之地位,然而这个北欧小国,已经展开了对东方市场的开拓。以诺基亚为代表的一批芬兰制造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显现出惊人的前瞻性。那时整个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中基本没有华人,而芬兰政府在1998年时就已邀请我加入其中央银行,专攻中国和亚洲经济。

在芬兰央行,我接触到很多芬兰工业和经济决策界人士,但毕竟仅仅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有其自身的着重点和局限性。幸运的是,在2000年时,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与欧洲的经济学家一道,从欧洲这个经济体的视角深入审视中国。

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景很明朗,但国内仍有一些声音,因担心入世对汽车业、金融业和农业造成冲击而表示反对。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邀请一些来自欧洲各国了解中国经济的专家,帮助其进行加入WTO的评估。我应邀来到巴黎,在这个OECD当时最大的项目中,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国入世的挑战》。

在这个项目里,我负责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牵涉到资本管制开放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十几年后的今天,人民币国际化依然是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早在21世纪初,国际上就已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也是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加快步伐踏上世界舞台,让所有人的目光从世界各地,聚焦于这个初出茅庐的东方经济体。

这段时间,我有幸回到北京三个月,于2000年年底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做访问学者。那时的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教授给了我大量良机,跟国内央行的经济学家交流。祖国经济对我的吸引力,也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其他经济学家交流的增多,而越发强烈。

在芬兰央行设立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部门五年后,也就是2003年,欧洲央行才第一次招募专研亚洲的经济学家,而我借此机会,在法兰克福停留了三年。这个岗位,是当时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特别要求设立的,那时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全球大幅提升。

欧洲央行的工作让我开始大量接触全球央行人士,比如美联储、日本央行、英格兰央行、法国央行、德国央行,当然还有中国央行的同僚。这么多国家的央行人士聚首,自然如“武林大会”,高手过招,探讨各种问题。然而有一点不变的是,每一次关于中国的讨论都是最热门的话题,每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都最受重视,每一点中国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最激烈的争辩。从这时起,没有任何全球问题可以离开中国,世界各地已充满了中国的印记。

我在2004年和欧洲央行的同事们一起访问中国,车驰骋在上海外滩,他们看着陆家嘴无数拔地而起的在建高楼,不断啧啧称奇,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感叹,中国的泡沫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回头观望,十年前陆家嘴的房价刚刚过1万元关口,中国发展才刚刚开始。我的外国的同事们,因为没有在中国的经历,自己的国家也缺少这样明显的经济大腾飞,忽视了背后强大的地产市场需求,才会在看中国时,觉得都是经济泡沫。如果单单从西方角度看,对中国国情不加以细致分析,研究总是隔着一层纱,确实是很难理解和想象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会有人抱怨“看空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在我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交流中,有更多机会了解他们的立足点,所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悲观的观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其实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突破桎梏。毕竟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让西方一次次刷新他们对中国的既有看法。

离开欧洲央行后,我曾去华盛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了一段时间,负责国际收支困难国家的贷款工作。虽然我一直钻研中国经济,但因为会讲法语和德语,而西非的国家大部分使用法语,所以机缘巧合被安排去非洲部工作,毕竟非洲最需要IMF的贷款救急。即便对西非国家的贫穷早有预期,但我几次去刚果、布基纳法索出差时,那种冲击仍让人毕生难忘。在那里,一下飞机,离开首都不远之处,便已满目稻草房,用“赤贫”形容这些国家绝不为过。当时中国的欣欣向荣和西非的满目疮痍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时候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真的很幸运,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中国经济毕竟是我的专长,也是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所以我决定回到自己关注之处。2007年我来到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香港分支,在这个背靠内地、放眼全球的地方,再跳回框架里,研究我们自己,也研究海外经济。中金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设立全球研究部门的投行,开风气之先。因为此前的国内经济研究往往囿于一国一地,中国一直在铆起劲来做建设、吸引外商投资,自身经济发展自成体系,对海外政策往往漠不关心。但2008年次贷危机的大浪突袭,让从政府到基金经理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研究海外经济的重要性。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如今国内基金经理对宏观经济求知若渴。每次在国内的路演,一个房间里会涌入十几位基金经理,希望在国外寻找新的机会。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也渐渐从20年前单纯的投资之处,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从芬兰到欧洲、美国 ,再回到香港地区,我有幸在世界各处见证了中国经济腾飞,以及国际地位的大幅上扬。经历了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机构,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模式,依然奇迹般地突破了外国研究者从西方角度出发的限制。事实上,从中国的角度考虑经济,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国有着高效而强势、积极动用宏观手段介入经济发展的政府,研究中国之时必须要考虑政府的行为模式。中国政府的思路,更有着自己的机构和安排程序,与传统海外的政策制定思路尚有较大区别。中国现在处于非常重要的转型期,也确实面对着极大挑战,但同时,潜力仍然深不可测。和国际相比,中国虽然前路崎岖,但依然在上升期,机会无限。

泰来苑

时尚家居装修

北京家装修

北欧装修

相关阅读